“德隆”在MSN上告诉我：“戴国静走了”、“他参加了追悼会”、“戴国静患了胃癌，从查出来到去世仅仅是三个月”------。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无法以语言来表达我对农场战友、一位同龄人英年早逝的难受心情------。

戴国静夫妇俩人都是我农场的战友，由于与他们既不是校友，又不曾在同一个班组呆过，因此在农场时候彼此不甚熟悉。记得离开农场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此时我在图书馆参考阅览部工作，每周上班四天，一天工作时间要12个小时，晚上9点多下班坐在21路电车上，正当我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之际耳边传来轻盈悦耳的诵读声：“小白兔、白又白、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寻声望去，是汪人利带着与我女儿差不多大的儿子坐在车上，分别多年的农友突然相见分外激动，此时又看到了坐在旁边的是戴国静，原来又是一对农场的伉俪。一路的交谈使我忘却了疲惫，知道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的长春公寓，戴国静在离我图书馆不远的第二工业大学工作，彼此交换了住所地址都希望择日能继续畅谈。但那时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无暇来往，一则家里没有电话，更无手机可随时联络，再则彼此的休息日又错开了，曾多次路过长春公寓到长春路的农贸市场去买菜，然均不合时宜一直无暇走进他们的家。九十年代初我家搬到了法华镇路，去长春公寓看望他们也成了我离开山阴路住所的一个遗憾。倒是戴国静此后到图书馆来就常来看我了，他的每次造访都是借书或者找文献，记得在出国热的高潮中，戴国静来借过热门的《日本概况》、《日语入门》等书籍。九十年代中期戴国静到图书馆来借阅一些学校管理与教务工作的书籍，同时透露出不安于事业单位庸碌的生活想跳槽的念头。我退休前夕戴国静再来找我是查找有关佛学研究的论文，知道他在一个文化传播公司工作，任总裁职务，递给我的名片上有“居士”称谓。

戴国静来图书馆，我、朱守芬、张鹏程等场友总会聚在一起聊上几句，近几年中每逢春节佳期，我们也会收到他的贺卡。2005年12月的农场聚会汪人利一个人来了，告诉我们戴国静出差在外，并交给了道高书记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戴国静留给我的印象在农场里是一位拼命三郎，似乎记得在开河中曾给方板锹划伤过脚后跟，受这种伤的人都是在开河中承担了最繁重的开锹任务。以后他又在食堂工作为众人服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回到上海的戴国静一直是在不断努力、不断探索，他从建筑公司调至二工大，从一名建筑工人到高等院校的员工，最后又担任公司高层管理工作，足见他勇于接受挑战的勇气和不断进取的轨迹。

戴国静先生很有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主义的特质，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未来，坚持不懈就会胜利，一旦认定的目标就会为此锲而不舍地奋斗着。以常人的价值观来评判，戴国静算不上功成名就，壮志未酬身先死，然他努力了，尽力了，不屈不饶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戴国静，安息吧，我祝愿你在通往佛国天堂的路途中，不要再艰辛跋涉，从容一点、悠闲一点------。

耀兴表哥六十大寿请我们去聚会，在上海的五家表兄弟都带着全家兴匆匆赶去赴宴，亲戚的聚会还没有人到的这么多，大家这么激动------。

耀兴哥在我同辈亲戚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个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就成了“社会青年”，18周岁不到就瞒着大人报名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表哥赴疆前是在我家准备的行李，从凭证购买物品、领取没有领章的军服，此时我爸爸正放暑假，看着爸爸和哥哥用草绳一层层捆绑箱子，旁边的阿姨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滚落，“儿子远行母担忧”，阿姨悲伤无奈的表情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送行时爸爸不让我去，哥哥回来说，他是其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人，随着局势的变化，耀兴表哥成了上海社会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最后一批人了。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也纷纷插队下乡务农，偶然回沪遇到阿姨，总听到是对耀兴哥的抱怨和担忧，他去新疆不久生了肝炎，而且多次复发，没不久又与也是上海知青的表嫂结婚了，连着生了二个女孩------。70年代末知识青年开始了顶替回沪，阿姨为了耀兴哥与领导交涉了多年，1983年耀兴哥终于带着全家落户到了上海大丰农场（因为表嫂不能顶替而回不了上海）。

表哥是空着手领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的，他在新疆简陋的家当不值得花钱托运，耀兴哥和表嫂进我家的时候我先生正得急性肝炎，GPT飚到1900，在家等着传染病医院的住院通知，没有一点嫌弃的哥嫂令躺在床上的先生感动不已，我拿出了不少新的碗筷给耀兴哥带去大丰农场安家，临行时先生又让他们带走家里的一个闹钟，希望二个侄女能抓紧时间学习。

随着大丰农场知青全部返沪表哥也回到了上海，在徐汇区港口租借了临时房，并做了商场的保安，表嫂在龙华医院急症室做临时工，记得小侄子绘声绘色告诉我黑猫警长耀兴舅舅来访的事，我才知道了上海滩穿这身制服的职业是保安工作，俗称“黑猫警长”。表哥经常去看望我妈妈，像亲儿子一样为我妈妈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他很长时间没来，电话打到龙华医院急症室找表嫂，她支支吾吾告诉我们，表哥胃大出血，住医院抢救，我和妈妈赶到医院时表哥刚脱离了危险，妈妈狠狠训斥了他们，责问他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些亲戚放在眼里，是不是我们都死了？无语的表哥潸然泪下------。

母亲姐妹三人，有三个儿子都同时出生于1949年，生肖属牛，然他们的命运大相径庭，小姨妈家的崇年表哥出生在香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香港经营运输业，我自己的哥哥是68届向明中学高中生，躲过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的风潮，以他英语特长很早就进了小学教学英语。改革开放回到上海的崇年表哥第一次召集我们表兄妹聚会，他拿了一叠钱要分给我们，大家都谢绝了，然我要全收下，我要给没有赶来聚会的耀兴哥，崇年哥听了我的述说亲自赶去港口看望了他们一家。

耀兴哥唯一的宝贵财富就是二个女儿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侄女茜茜考上金山石化中专，在金山石化工作安了家。小侄女蓉蓉成绩优异，记得她大丰初中毕业准备考高中时，身为小学校长的哥哥特意去关心询问，想为侄女的志愿填写出出主意，我表嫂大言不惭地对哥哥说：蓉蓉的成绩可以挑选上海任何市重点高中，这番话成为我们众人的笑话，争气的蓉蓉优异的考试成绩确实达到了上海任何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然蓉蓉却进了上海邮电学校，父母希望她尽早工作，共同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蓉蓉中专毕业后进了上海电信工作，以后又轻而易举拿到大专、本科学历，又被保送德国培训，目前成为上海电信公司业务骨干。我的侄女婿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在汽车总公司工作，小侄女夫妇不但自己在东苑古龙城买了房，也帮父母在同一小区买了2房2厅的新居。

靠着女儿耀兴哥在上海过着有车有房的幸福平静的生活，然他仍然隔天要去值通宵夜班，忠实地履行着“黑猫警长”的职责，他告诉我，他职业生涯还有一年，60周岁他才能退休。

耀兴哥：我为您感到高兴，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退休后我们一起去旅游，象小时候一样常聚首吵闹------。

近日一直在为芝仙阿姨的事忙碌着，她与姨夫二人是孤老，享受了街道里最高标准的孤老低保待遇，属于弱势群体，一个月之前，85岁高龄的姨夫痛风发足，被街道干部送进了同仁医院，而后又并发脑梗，一月之中，病情反反复复不见好转，目前已大小便失禁，终日语无伦次赖以鼻饲为生，似乎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了，83岁的芝仙阿姨每天到同仁医院陪伴，平时看似关怀备至的街道干部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无踪影了,医院一会儿要转院、一会儿要家属签字动手术，凡事也都只有找我商议了。

芝仙阿姨是我家的保姆，在我14个月大时走进我家，一直到我二十周岁并已在农场工作了才不得已改嫁离开，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整整二十年。

我妈妈是职业妇女，医院的助产士，生我养我之时都一直在工作，听爸爸妈妈讲，我十四个月前是由一个江北阿姨带领的，很早就会开口说话的我，讲着一口流利的江北话，剪了一个江北式童花头，江北阿姨喜欢抱着我在弄堂里游荡，由此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市井图，多年后很多邻居还一直提及笑话我。后来江北阿姨的乡下老公生病不得已离开了我家，此时芝仙阿姨走进了我家，一待就是二十年------。

年青时的芝仙阿姨文静秀气，然却红颜多薄命，经历坎坷，她的夫家是妈妈同乡浙江上虞前江村的殷实之户，她结婚第二年，老公就生骨痨去世，留下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女儿。更为不堪的是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她的公公婆婆逃往上海，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唯一留在家里的、戴着孝拖着小孩的芝仙阿姨头上了，孤儿寡母处境十分艰难令人同情，是外婆把她领到了上海进了我的家。

芝仙阿姨是真正是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了，爱我胜过爱她女儿，她小学文化水平，夫家又是书香门第（她的一个小叔是国内量子力学专家、复旦大学物理系金尚年教授），因此和我爸妈不谋而合地希望把我调教成一个淑女，她不许我高声快速说话，不许我走路跳跃发出声响，不许我下楼到弄堂里玩，更不许我到灶间学烧饭------，然我一出生就给江北阿姨定型了，故时常遭到她的训斥和白眼，对我的严厉管教超过了我的爸爸、妈妈。可见我的童年是多么的压抑和痛苦，也说明了人的启蒙教育很重要，一出娘胎就要开始并会影响终生。

五、六十年代时，弄堂里有不少保姆，基本都是来之农村一字不识的文盲，芝仙阿姨常代笔为她们写家信，往往在下午空闲时刻，一帮保姆聚集在我家，小学时我们都上半天课，下午自学小组一小时后就在家里了，芝仙阿姨让我也承担了一些写家信的任务，希望能借此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结果这些保姆的隐私全掌握在我手中，时值三年自然灾害，这些保姆时常要代东家到老家乡下去调换布票、购买粮票，东家要多少布，西家缺几斤粮，这些成了我喧嚷的内容，在作文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快嘴姑娘也成了我在里弄里的雅号了。

多年来芝仙阿姨始终为她的地主帽子而投诉奔波，那个年代，家庭出生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更何况本人是地主分子，一个弱女子是消受不起的，我妈妈也是为了我们才鼓起勇气留住她并让她报入了户口，芝仙阿姨逢人就要诉说她的冤屈，我哥哥一度对鲁迅著作着了迷，尤其是看了“祝福”的电影，背地里称芝仙阿姨是祥林嫂，给爸爸抽了个大耳光。

文革之中我家受到冲击，芝仙阿姨也受尽屈辱，造反派曾限时限刻勒令她离开上海回老家去接受改造。68年我到了崇明农场，芝仙阿姨彻底绝望了，其悲伤之情远远超过了我妈妈。没不久整整守了20年寡已48岁的芝仙阿姨改嫁给了一位中学里的职工。离开我家的芝仙阿姨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始终关心我、帮助我，女儿小时候襁褓中的衣被全都是她缝制的，我不会烧菜，她隔三差五为我送来我和先生喜欢吃的沙拉、考夫、牛肉等，爸爸妈妈在世时一直叮嘱我与哥哥不能忘记芝仙阿姨的养育之恩------。

值得庆幸的是再婚后的芝仙阿姨不但有了自己的家而且生活很平静，唯一遗憾的是姨夫对芝仙阿姨乡下的女儿一珍姐很冷漠，彼此很少往来，关系也就因此疏远了------。

二年中我先后二次到浙江上虞去，我都去探望了一珍姐，一珍姐六岁时母亲离开，第二次见到母亲时已是十岁了，在物质贫乏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中，她靠着芝仙阿姨帮佣的钱，一会儿寄养在外公家、一会儿又寄养在舅舅家，度过了艰难的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而此时我正享受着芝仙阿姨的母爱。文革中一珍姐高中毕业就结婚了。

一珍姐托我照应她在上海的母亲，希望我替她做主安排芝仙阿姨以后的生活出路与财产，在芝仙阿姨心目中，我的分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女儿，听了很是心酸。望着病榻上来日无多的姨夫，我坚定的告诉芝仙阿姨不要担忧，有我呢------。   

    朋友晓波与癌症抗争了十八年，欣慰的是他创造了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实现了“看着女儿背着书包上小学”的愿望，女儿如今已是高三学生，正在向大学冲刺，但遗憾终于还是在家庭最需要他、女儿最离不开他的时候走了。

    晓波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战地记者，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闻名中外的缅甸大战，57年反右斗争中被带上右派帽子进了监狱。这些埋没了晓波大好的前程，认得晓波时，他只是内河航运局一个普通的职工，然他一直心犹不甘，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者、努力着。------

十八年前结婚不久的晓波被查出胃癌，开刀确认为中晚期病人，此时他夫人文胜即将分娩，晓波隐身了一个多月，独自承受着住院、开刀的痛苦，尚在化疗阶段就急匆匆回到夫人身边开始承担照顾起襁褓中的女儿的重任了。 ------

十八年中，晓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一个大丈夫气概，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涉足了陌生的事业领域，其拼命三郎的精神使我们忘却了他曾被带上癌症中晚期帽子的病人。我们时常劝说晓波不要奔波，好好休养，然晓波斩钉截铁告诉我们：为了女儿，为了家庭，需要拼命。通过这几年的奋斗，一无所有的晓波有了一套古北地区的豪宅在和一套松江九亭的小别墅，确保其身后妻子、女儿的生活和读大学的教育经费。

对家人是如此忘我，对朋友也是尽心尽力。晓波有众多医学界朋友，因晓波大家相遇、相识，成为好朋友。记得女儿当初考大学，为了引发她学医的愿望，晓波请了医学院教务长整整开导了女儿二个小时，尽管女儿坚持不学医，然我和先生一直是铭记在心、终身不忘的。

与我同龄的邻居不幸得了癌症。亲历同样痛苦的晓波从联系医生，开刀、到治疗方案始终积极参与，使邻居顺利摆脱病魔，至今健康愉快生活着。

    80年代中期，先生得了急性甲肝，GPT高至1500，在我们不知所措很无助时刻，晓波赶来，亲自把先生送进了静安区中心医院著名肝脏专家姚光弼教授的病房医治，使先生很快控制病情。 

晓波聪明的智慧、具有前瞻的投资眼光喜欢与朋友共享，他常不厌其烦来我家开导我那既没有眼光，又头脑顽固的先生，我家以后恐怕没有这样的朋友会上门了。

晓波常常憧憬着，只要女儿上了大学，他就马上装修九亭别墅，届时请我们一些朋友双休日去聚会。 ------

晓波，难以形容我悲切难受的心情，我和嘉楠说好了，你的女儿思立我会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嘉楠会对她象妹妹一样始终关心着的，文胜我们会建议她住在古北，我们会常去看望的，我们两家仍会象你在世时一样，时常来往，互相关心着的。------

晓波，你可以安息下来了，不用再抱病四处奔波了，你自己轻松上路，一路走好。

 近期与女儿多次到万航渡路朋友的服装工作室去观览，从家里坐上车，沿着江苏路驶入武定西路再拐向万航渡路，此地似曾相识又多么熟悉呀？忽然想起50多年前外婆和舅舅一家好像就居住在此，立刻拿起手机向北京表哥询问，得知了确切的地址——武定西路1251弄23号。  

怀着莫名忐忑复杂的心情和女儿一起进入了巷子，一幢幢3楼红顶西式小洋房不规则地排列在弄堂的一侧，不久即在小巷深处看到了23号的门牌标识，前尘往事一幕幕浮现于眼前------。

五十年前外婆与舅舅一家居住在此，到外婆家玩、去外婆家住是我童年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在这里有外婆的宠爱与纵容，不象在家整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在父母的清规戒律之下，这里有表兄的谦让和表弟的顺从，和他们在一起要比自家哥哥更无拘无束------。

眼前水泥围墙替代了我记忆中篱笆围墙，尽管花园还在但园内墙边已没有了开着粉色、白色小花的夹竹桃。童年的我时常和表兄弟蹲在花园地上，观察着泥土中扭曲蠕动的蚯蚓；秋天的夜晚我们时常翻找着石板下鸣叫的秋虫，有时在大雨滂沱前夕，在这里追逐着低空中盘旋飞舞的蜻蜓------。记得曾在花园里与表姐发生过一次争吵，时任中队文娱委员的表姐召集同学在花园里排练舞蹈，模仿着她们忸怩的舞姿而被怒气冲冲的表姐撵出花园，在我的不甘和纠缠下外婆又帮我开了木门，进去还是继续学样------ 。 

眼前的楼房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宽敞亮堂了，当时在外婆家最过瘾的游戏就是抓迷藏，上了大楼梯，二楼每间房间都敞开着，舅舅与舅妈的主卧室、室外大阳台的另一端连着表姐们的房间，二楼楼道内大大小小的储藏室和壁橱，都是最佳的藏身之处，一旦被发觉还有边上可逃窜的通往厨房的小石梯------。

三楼是外婆和表哥的房间，大我14岁的表哥在家里永远是坐在写字桌前用功读书，在他遮掩下书桌底下也可藏身，只是表哥早早考上了清华大学，离家后就很少见到他了------。  

外婆家愉快的童年时光随着反右斗争嘎然而止，时任上海精华眼镜公司私方经理的舅舅在上海工商联的大鸣大放会议上，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所学的经济学理论，论证了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赎买政策的不公，而理所当然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一段日本留学经历使舅舅再被戴上汉奸帽子，在短短的一年里，舅舅从右派分子、汉奸最后升级为反党反社会的大右派反革命，被判刑12年送往青海省刚察县劳改农场。

武定西路整栋小楼里的家具是被法院集中在花园里拍卖处理掉的，以后舅妈带着三个表姐离开这里搬至南京西路886弄大华公寓，伤心绝望的外婆住到了我家，自小由外婆带大的表兄是在香港小阿姨和小姨夫创业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回到了他们身边的------。 

如果说因反对赎买政策而成为右派尚能接受，然汉奸帽子是舅舅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抗日战争一开始，22岁的舅舅就回了战火蜂起的祖国，壮年的外公和年轻的舅妈都是在这场战争中相继过世的，舅妈是舅舅高中同学，两人一起赴日留学，新婚三年就因战争而病逝，战争留给舅舅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店铺、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及全家八口沉重的生活担子,亲历战争危害的舅舅对日寇充满刻骨铭心的仇恨。更为可悲的还有遭受极度冤屈的舅舅在我们家族中竟然也成了一个极佳的管不住嘴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整整教育了两代人。  

再次见到舅舅是在我的婚礼上，此时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英明决策使得舅舅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平反。“历经劫波、笑抿恩仇”的舅舅常平静地诉说他的20年青海劳改农场经历，父母给他的二个资本使他挨过20年劳改生涯，一是渊博的知识带给他豁达的人生观，二是健硕的体魄。舅舅说：青海省刚察县劳改农场当时一共有2万名右派反革命劳改犯，其中为数众多的还是老革命，更有老红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剩下了3千人------。 

眼前水泥地的弄堂记得当时是煤渣地混合着台格路，似乎看到小脚外婆拿着大扫把替代因不服而拒绝接受监督劳动的舅舅在打扫弄堂，但她的行动并没有减轻舅舅的罪状------。眼前光秃灰暗洋房的外墙，记得那时爬山虎枝枝蔓蔓的叶子纠缠着牵牛花儿满墙盘旋------。原来亮堂的过道现在怎么是昏暗无光？在这个过道上，下了班的舅舅常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背着手询问我们：吵架了没有？楼上楼下跑了没有？外婆总抢着回答：小囡老乖格，一点不吵格。仁慈的吃素念佛外婆，有四个子女，又亲手带大五个第三代，然晚年生活凄凉悲惨。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带着工商地主帽子的外婆只身一人住在乡下老屋，1969年8月外婆突然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此时我们几个表兄妹几乎都是插队下乡，监督劳动的妈妈整整二天后才被批准去奔丧，学校教书的阿姨是被表弟赶到下乡劳动的农村叫回来的，第一赶到的是北京表哥，尚在襁褓中就失去母亲的表哥，由外婆一手拖大，其悲切恸哭的情景至今上虞老家的远亲还常常提及------。  

抬头望去，洋房大阳台里的落地钢窗不见了当年挂着纱幔的窗帘和若隐若现的人影，也没有听到美妙悦耳的钢琴声，曾答应教我钢琴的大表姐最后与父亲分手是在静安区的人民法院法庭上，不服罪的舅舅在法庭上对着法官拍案而起，当庭被铐上手铐押往了提篮桥监狱，15岁的表姐是哭着一个人回到武定西路的，亲历家庭变故的表姐现已年过60，也是舅舅生命最后阶段身边无微不至照料的人，她从农药研究所退休后一直过着悠闲时髦的生活，还是喜欢跳舞，只是不弹钢琴了------。

舅舅的晚年生活安详幸福、多姿多彩，这是上帝的眷顾，心存感激之情的舅舅是静安区工商联委员，积极参与区政治经济等重要决策的工作会议，同时也曾在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日语整整八年之久。我一直计划着退休以后把舅舅遭遇一点点记录下来，舅舅也欣然允诺，然2005年在我退休前一年，舅舅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  

手机响起，是表哥打来的，急切问我老地方还在吗？动迁了没有？他想马上回来，旧地重游------。  

今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写下那个年代我不甚清晰、然记忆深刻的一些回忆------

退休生涯正式开始，原指望生活会悠闲，然领导为我设计了图书馆行业协会秘书处办公室的工作岗位，悠闲不了还是继续干吧，如此生活总不至于空虚，也不会因此把注意力都放在看不惯的女儿身上------。上周开了一个汇报会，汇报了06年工作，以及07年的打算，生活似乎仍旧很充实------  

2006年协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1、按照行业协会管理规定与要求，新成立的协会落实办公地、确认专职人员。同时参加了社会服务局、民政局、文广局组织的各类培训班和工作交流会。

2、2006年3月—4月份，为配合市委宣传部的上海市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工作，受市文广局委托，组织四位专家在调研基础上起草《上海市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类）资格认定标准》（草案），历时两月之久并四易其稿。年底再次组织市级图书馆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告示》，进一步规范公共图书馆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初稿待修订审核。

3、为配合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向街镇社区图书馆延伸、和学会联手组织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工作，培训课程由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信息管理系四位教授承担，每期共56课时，通过考试发放培训证书。从8月份至10月份，南汇区图书馆、嘉定区图书馆、崇明图书馆三个点开展了培训工作，来自各镇、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地区各中小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以及本馆的部分职工共165人参加了培训。

4、编制行业动态剪报：利用资源优势，在原部门同事帮助下，开发了简报发送的软件，每周下载文献，试行向理事会单位发送《图书馆行业剪报》，提供境内外260种主要全国各省市的重要新闻报纸和专业报纸有关各类图书馆动态信息与图书馆技术理论动态。至2006年底共试行发送23期，提供1029条相关信息。

5、申报调研项目。协会向文广局政策法规处申报2007年度调研项目：“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工作开展情况”，计划对80家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的经费投入、网络服务、资源建设、管理人员现状、服务项目、开放时间、读者对象等作全面调研。  

2007年协会的工作计划 

1．     协会将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建立并完善“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秘书处办公室工作制度”、“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费制度”。

2．     要组织年度会长会议、理事会会议、会员会议。

3．     每月向会员单位发送行业协会工作简报，及时通报本行业协会工作、会员单位动态等。继续每周发送《图书馆行业动态剪报》。

4．     通过副会长，建立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中学图书馆、党校系统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系统网络，在此基础上发展会员单位。

5．     第二季度在项目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培训工作。

6．      按照文广局颁发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资格认定标准》，组织人员开展全市三级公共图书馆资格认定和全市街道图书馆工作评估，在此基础上组织现场工作交流会。

7．     举办各类信息产品中介和各类培训讲座。

    由于家中电脑整整罢了一个多月的工，加上MSN改版、台湾地震引起海底光缆故障等诸多原因，我差不多有二个月没有光顾自己和农场的共享空间了，前天接到张桂华的电话，告知徐一麟在我的博客上加了评论，匆匆上网，果然看到徐一麟在“天地广阔、友情无限”网站上的大作，以及分别在我们几位农友博客上的留言，立马打电话给阿颖，两人在电话上中还原了农场岁月中对徐一麟的点滴印象------。

    认得徐一麟是在69年底农场一打三反的运动中，一夜间农场的食堂贴满了徐一麟的反动日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往往以此语开头)，我们宿舍室友三五成群地往返于食堂与宿舍，在食堂里对“奇文”一篇篇阅读，回到宿舍再将“疑义”剖析，“日记”中的沮丧与悲情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室友们对徐一麟的文采以及对知青生活贴切描写油然而生敬意，据阿颖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素养，除了世界名著就是徐一麟的“反动日记”，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句是：躺在“纱棺材里（蚊帐），感到青春埋没的沮丧和对前程无望的担忧”------。

    在徐一麟的博客日志“牧牛历记”中得知他在“一打三反”运动后成为另类，经历了一段时日的批斗被流放到远离生活区的牛棚养了一段时期牛，度过了一段绝对难忘的“鲁宾逊”经历-------。

    我是记不得徐一麟被批斗的场景了（可能我没有参加），相反，原来默默无闻的人一夜之间成为我们仰慕的英雄，以后他的弟弟徐一鹏又到了我们11小队，缘于对徐一麟的敬重，大家给与这位羸弱多病的队友以更多的关爱。

    徐一麟后来的“鲁宾逊”经历应该是我们场友都羡慕的，在我的记忆里，农场饲养场里养牛、养猪、养羊等工作都是肥缺，是我们这些大地劳动者梦寐以求的美差，当你骑在牛背上在合隆江边潇洒腾跃飞奔时，我们正冒着细雨，弯腰曲背赤着脚在稻地里插秧；当你享用白酒，羊肉，鱼蟹、崇明草鸡时，我们正饥肠辘辘望着食堂里所剩无几没有油水的菜肴排队等候买饭，当你与牛共享五斤糖的时刻，我们却是物质匮乏食品紧张，不得已咽下一口口淡而无味的二粥一饭，当你扬着牛鞭，骑着牛从我们身边绝尘而去的时候，我们正扛着沉重的旅行袋，气喘吁吁地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场部去赶回家的长途汽车--------。

    曾听说徐一麟的父亲是区文化局一个干部，是徐汇区一个剧场的经理，可能是有此政治背景，一麟先生能够有胆借助日记，发泄自己的不甘与痛苦，而我们这类人既无胆也无识（学识），我下乡前夕同学赠送的簇新的日记本在到崇明之前就给父母搜去，因而只能对着食堂墙壁的《反动日记》，与一麟先生一起发泄胸中的愤懑与不甘。

    “金子总会发光”，在你的博客上得知你在粉碎四人帮后考入大学，你的才气仍不减当年，青年时的志向一定得以实现。有机会我们再聚会时别忘了把你的那本“反动日记”带来，让我们再来重温当年蹉跎岁月中的无悔壮观青春------

    前辈说：我们要怀着一种恬淡和宽容的心情去怀想那片广袤原野中的生活，以历史的观念看待过去，抚平身上的伤痕，过好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天。当然了，我们会的-----

徐一麟《牧牛记》http://ny051203.spaces.live.com/

    已经很晚了电话铃骤响，熟悉而又遥远的声音，我一下子惊呼起来，是梁先生，离开上海到美国定居的梁先生已整整六年了无音讯。六年之中，老大库同事多次聚会，所留下的遗憾就是一直无法联系上梁老师。今年九月，定居加拿大的邬梓香在我们聚会散席后，与葛蔼丽再次到了梁先生衡山路旧居，终于使梁老师得知大家都在找他，高龄87岁的梁老师在美国一切都好，使我们兴奋无比------ 。

        34年前我进图书馆保管部大库工作，梁玉龄老师负责带教我，耳濡目染梁老师的处世之道与待人接物，大库工作二年后我被图书馆选送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去读书，以后回图书馆不论在哪个岗位，遇到任何问题，我总要向梁先生求教，他独特的业务判断力，无私宽广的处世哲理，常使我顿悟感动，在职业生涯中受益匪浅。在“人才济济”专家迭出的图书馆，梁先生似乎排不上队，没有“著作等身”，甚至专业论文也没有，尽管是副高专业职称，最高职务是大库的副组长。然梁先生谈吐高雅、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自身的修养和渊博的知识，这些在上海图书馆老同志中都是口碑载道------。 

    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工作经验： 

    解放前毕业于教会大学的梁先生曾在洋行工作过，58年四馆合一前是科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些经历使梁先生精通英、法文，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和实践工作的经验。有二件事足以说明梁先生的专业水平了：70年代中期，梁先生曾被领导叫去完成一项重要的文献查询任务，当时集中了大库里所有的西文地图和相关西文资料，几天后回到大库的梁先生没有多言，年终保管部主任的总结报告中听到一句话：“出色完成外交部委托重要文献查询任务”。多年以后我是从乔良兴（文革中毕业的法语系老大学生、文化局外事处处长）口中得知，当时是外交部委托咨询任务，为解决国际边界的争议，梁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馆所合并后，曾经“为江泽民提供美国文学名言出处”成为我们为高层领导服务的典范。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完成此任务的也是梁先生。此时已经退休在家的梁先生，被人请出山，没有书目数据可检索、更没有网络搜索的条件，凭借着对藏书体系的熟稔以及所具有的英美文学知识，在馆藏浩瀚的原版著作中查询到了原文。

    图书馆“文人”相聚，在“文人相轻”环境中司空见惯了一些人肆无忌惮攻讦他人，以诋毁别人来抬高自己。但知识渊博的梁先生，从不渲染自己，更不评价别人，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工作，每个人都有专长，体现出梁先生的人格魅力。

    为了图书馆事业梁先生即使不熟悉专业也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80年代中期他和忠侠领衔开展书刊防霉科学试验，从实验室的建立、霉菌的采集，试剂调制，形成目前的在全国图书馆界已稍有名气的实验室规模和研究成果，这些与梁先生先期的努力是分不开。

    此外梁先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四馆合并之时，老馆大库近2000多平方的书架是他们一只只扛进来的------。

        图书馆大库的出纳是项极平凡的基础工作，跑库的劳累不差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因此不少人蔑视它，想方设法远离它，而作为一位在图书馆外语水平和高等学历都屈指可数的同志却长年累月在这个岗位默默地耕耘，并且是发至内心地喜爱这项工作。在流通的繁忙时段中，梁先生不坐凳子站在电梯旁接单子。他决不会在一张索书单上轻易地写上“待查”两字。任何书号、书名不符的单子，他能够从书名辨别出索书号，单子用不着往返很快取到书。他熟练掌握书刊错架的规律，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书刊并教会了大库众多青年。正由于大库有梁先生这样的人，吸引众多优秀青年到大库工作，我大学毕业先后到过所谓专业性强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岗位，但几年后我仍然选择回大库，一个能够出成绩的专业岗位与一个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我选择后者------。

    待人真诚、谦和： 

    我到图书馆工作时也正是四人帮肆疟之日，大库中聚集了一些刚出“牛棚”、或者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老同志，还有些来自文艺团体心有不甘的中青年。当时三位组长黄秉实（黄建萍父亲）、梁先生、徐展华（离休老干部）带领大家在阴霾的政治气息下互相关爱。对一些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同事，他们从不颐指气使，梁先生工作还常常抢在他们前面，给与这些同志最大的精神慰籍和体力照顾，这在当时社会、甚至在图书馆其他部门都鲜为少见，想到我父母文革中的遭遇及在单位中遭到的羞辱，感触更深------。

    与我同期到大库来自音乐学院附中的屠晓玲，由于目睹了同在音乐学院的教授父亲被批斗而精神错乱，晓玲常整天目光呆滞坐着，全然不顾我们繁忙的工作，身为组长梁先生从不使唤她，更是常抽空与她探讨音乐方面的常识，语音温和、态度亲切。遇到晚班交接时，梁先生总让我陪着晓玲到西大楼会议室去弹奏钢琴。晓玲弹奏的钢琴曲红灯记在我听来不亚于当时红极一时的殷承宗，她也常悄悄弹奏“少女祈祷”、“献给爱丽丝”。然大家的关爱没能使晓玲躲过厄运，终因郁郁不得志而跳楼身亡，记得当时梁先生一言不发抽了一天烟，表达了他的忧懑，大库青年则在吴忠侠带领下，不顾工宣队禁令参加了她的告别会，给晓玲伤心欲绝的父母带来些许安慰。          

    朱金魁曾告诉我，他当时结婚无房，房管所同意他在自家的工房顶楼盖房解决困难，是梁先生带着大库的同事排成队，把盖房的砖头与建材传上了他家五楼公房顶------。

    不遗余力、提携后人

        70年代中期大库众多青年或来自农场、或来自艺术院校，对于图书馆专业一窍不通，我那时的学历仅初二水平，在校读了二年俄语，为了使我们胜任大库工作，组长们安排我们每周一天的业务学习。黄秉实老师讲了杜威分类法、徐展华老师讲了刘国钧分类法，而梁先生则负责教学英语，每次大量英语单词教学中混杂音标学习，第一堂课的英语就是十二个月份、一年四季，book、periodical、dictionary、encyclopaedia。这些英语单词都来自西文书刊上的词汇，在短短的二年之中我已经能熟辨上千种西文期刊刊名和部分原版著作书名。这样的英语启蒙教学使我以后以较为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大学英语课、通过全市第一次英语中级考试。我们之中的邬梓香成绩最佳，在80年代后期TOEFL考试取得580分的成绩，顺利留学美国。

    梁先生利用一切机会培养我们外语学习的兴趣，当时政治学习任务繁重，一些马列著作生涩而又难以理解，班组学习常开小差讲小道，为了引发我们的政治学习热情，他让精通德语的老陆和陈柱麟，按照大库德语原版的马列著作，以通俗语言为我们翻译，其中尤其是陆福耀（“五四”运动中被免职的三名高官之一陆宗舆的儿子），以本地方言诠释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理论，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也使我们愉悦的消磨了悠长的政治学习时间。

    对于梁先生来说最大的欣慰就是看着我们进步，吴忠侠、侯锦权、邬梓香先后成为他的领导，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开展工作，即使退休了也是召之即来、有求必应。 

    乐观豁达、心境坦荡 

    文革十年，梁先生深受其害，夫人文革前是上海合唱团的女中音歌唱家，文革中剧团解散被安排到工厂劳动，专业上的挫折加上不支的体力，终于积郁成疾，在四人帮粉碎之前就离开了梁先生，原来沉默寡言的梁先生一度话更少了，烟抽得更凶了。梁先生没有忧天忧人，没有消沉、甚至没有抱怨，他把生活的热诚投入到工作和对女儿家庭的支持及外孙的培养上，女婿、女儿很早就赴美留学，如今女婿是美国大学的教授，外孙是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梁先生和他们一起在美国居住共享天伦之乐。 

    当今时尚社会的“gentleman”似乎最能贴切形容梁先生了，一位绅士风度十足、心底坦荡、情趣十足的人，女儿依雯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父亲每天学习日语，喜欢看韩剧、日剧中漂亮的MM，我让依雯动员他学学上网、MSN聊天，让他和我们大库的同事能够网上相聚，聊补大家的思念之情。

    作为学生的我尽管一直仰慕梁先生人格，一直以他为榜样，然与之对比始终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但我有一点是努力做到的，80年代中期始我先后当了班组和部门的管理者，我始终注重营造一个舒心、互相关心、共同进步的一个和谐工作环境。今后我的人生的道路还要走下去，我依然如故会以梁先生为榜样，以坦然的胸境，对待今后的生活，把爱带给家人、带给朋友。

    梁先生身心健康长寿是与他的品行修养分不开的，衷心祝愿梁先生愉快幸福，期待着在上海大家能相聚。

9月2日晚，农场二小队的战友又一次聚会，杨华强从比利时归来，忙碌寂寞的海外生活使得“小丑”每次回来都有求见战友的愿望。在成全他愿望的同时我们也又一次碰了面，在大家的要求下这次聚会我们采用了AA制方式，地点在福州路666号龙肴海鲜大酒楼。参加这次聚会的二小队战友从68年进场直至最后79年离场，时间跨度整整12年，年龄差不多也相差了整整十多岁，从66届高、初中生，直至74届初中生，看着这些激动无比的战友，往日农场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我进农场之初是在11小队工作，在长征农场一连11小队被称为秀才班，相对集中了一批头脑复杂、体力不济的“愤青”，在秀才队长王恒裕的带领下，政治学习、写大批判文章名列全连之首，而大地劳动却落在了后面，无论是三抢还是开河，往往需要靠加班加点来完成任务。此外11小队还有一个特点：众多知青属于“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日常劳动气氛沉闷，在这样的“组织文化”氛围中，对于前程的担忧，对家庭父母的思念之情与我始终形影相随，本来性格开朗的我也日趋消沉、郁郁寡欢。时过四十年，我仍然清晰记得几位终日无语的战友：丁云鹿、戴泽民、劳嘉勤、小陶------。记得与戴泽民的一次交谈，话题起因是他突然改姓为李泽民，他愤然述说了父亲政治上的问题对他们全家长期的伤害，他决定改为母性以示与父亲划清界限，当时还有谢晓君，我们似乎属于同类，他的述说使我们久久难以平静，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

混迹于这样的班组，在这批人中我尚不至于落后，论提笔写大批判文章，在来农场之前我已承担了撰写父母的认罪书职责，批判“大作”超过了一些高中生；如果是大地劳动，与其他战友相比身体尚算强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这样的理念鼓励下，我没有一直沉沦下去，始终不懈努力，慢慢开始崭露头角，在11小队我连续二年被评为农场五好职工。

然好景不长，不久连队调整，全连从原来的12小队整合成9个小队。我进了全连体力最强、大地劳动一流的二小队，道高书记一直在这个班组蹲点，二小队女同志尤甚，听听一些绰号就可想而知：万吨、小万吨、小胖------，几乎三分之二女同志体重超过了男同胞。我忧心忡忡进了二小队的，二小队的战友以空前的热忱接纳了我，从班长沈金芝、邬小雄到班组战友，他们从不以自己的体力来衡量我、以自己的劳动标准来要求我，大地劳动中梁桂英都主动来和我搭档，以她勤补我拙。二小队日常氛围凸现出与11小队不一样的特质，开朗、活泼，没心没肺，每一个人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取笑，反之又寻思取笑别人，男女不分笑话连天，这样的环境慢慢化解了我郁闷的心情，使我暂且忘却了烦恼与苦闷。较快融入这个集体，不久政治班长金芝走了，我接了她的班，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行为大大咧咧，讲话肆无忌谈，不分时宜插科打诨，常常引人发噱来消磨着农场青春大好时光。以后70届小同学来了，我象老班长一样热诚迎接他们，关心他们，当72届同学进场仅一个月我就离开了农场回上海工作了------。

我们的友谊并没有随着上调而结束，三十年来，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见面仍然是相互取笑-----

说几件难忘的事:

我是在“小胖”的调教下开始时髦起来的， 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囊中羞涩的我从不讲究衣着打扮，经常穿着图书馆蓝大褂去看望近在咫尺的鸿翔服装商店任领导的沈爱珍，每次见面她都大呼小叫地告诉她的同事，我这个在上层建筑领域工作的朋友衣着打扮是如此不入流，不断提醒我要注意形象，不断向我推荐时髦服装，并以最优惠的价格让我买到最适合的服装，渐渐也开始讲究衣着开始时髦起来了------。

张桂华一上调就在瑞金医院中药店工作，父母一年四季调养身体的人参都由她帮忙解决，同事父亲生肺癌，急需紧俏药品“冬虫夏草”，整整二年一直是张挂华帮忙解决，同事至今说起还感激不尽------

公公生病开刀，指名道姓要华东医院专科主任，林志春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住院、开刀、出院------，整整65天。以后我与先生身体不适，总是直奔华东医院去找林医生-------

我父母家与贺芝莹家最近，70年代中期贺芝莹上调到煤气公司工作，在她的关心疏通下，我们里弄装上了煤气，使我爸爸妈妈的居住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

《友谊天久地长》的歌声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响起，我们的友谊将一直在延续，将伴随我终生-------：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欢笑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万岁
朋友
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
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
友谊万岁
万岁朋友
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
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也匆匆日逍遥荡桨在微波上
当如今已经劳燕分飞
愿歌大海重洋
我们往日情意相投
让我们紧握手
让我们来举杯畅饮            

        7月18日星期二，我作为特邀代表到浦东小南阁饭店参加了赵中兴召集的农场5小队聚会活动，后来又得知是赵中兴的60大寿，30多年前的往事回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与中兴先生在崇明长征农场一连分属不同的班组，见了面也不会打招呼的，对他的深入了解是在农场的宿舍里。那时宿舍室友都是我们十二女中同学，每天繁重劳动过后回到宿舍，就是叙述各自班组的趣闻轶事。

    刚到农场，我们的宿舍在三票处旁边，10个人分属一队的6个班组，其中与赵中兴同在5小队的是余真与程维群。余真在外为人清高，然在宿舍却截然相反，她常挨着个，肆意丑化模仿着班组里新老职工，常常引起我们捧腹大笑，然中兴先生是她所崇拜的人，一则：我们十二女中的初中女生都崇拜六六届高中男生，二则：中兴先生和余真同类，有聪明的脑袋无健硕的体魄，难以承受农场艰苦劳动的磨练。余真常常兴奋地模仿着中兴先生在劳动中不堪重负的丑态，也更多的是述说了他的的幽默诙谐，余真最佩服中兴先生本事的就是他善于调教五小队老职工队长吴传龙，在他的善善诱导下，使得五小队在艰苦的大地劳动中相对要来得轻松一些，多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宿舍里同样大地工作，余真要比我们轻松、收工时间要比我们早。

    中兴先生雅号“专家”，我们宿舍又帮他起了一个绰号“账房先生”，来形容他的老谋深算。常常遐想中兴先生能够到我们11小队来，让他来调教一下我们的王恒裕队长，这个期盼很快以失望而告终，不久，中兴先生在我们万般的羡慕中率先离开农场，当我们还在继续经受脱胎换骨的磨练时，中兴先生已经站在讲台上为学生答疑解惑了。

    农场5小队的战友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颇多建树，与他们相比其他班组要差了一大截，想来是得益于中兴先生当时的谋略，使五小队的人在农场里能养精蓄锐，韬光养晦，规避无谓的体力消耗，而我们则是耗尽榨干，日后也只能业绩平平了。

   到了2004年再次与中兴先生见面已经相距32年了，那是在王文宝的豪宅沙逊别墅里，晚餐时我与中兴夫妇同桌，知晓了他们到香港创业的全过程，对中兴先生由然而再生敬意，难求的机遇、聪明的才智、卓越的魄力加上贤惠能干的太太，中兴先生全都占有了。

    中兴先生邀请我聚会是犒劳我前一阵子编制“通讯录”的辛劳，我以后应再寻机会继续为农场战友效劳。

    再见了，中兴夫妇，回到香港你们又将开始拼搏了，与你们相比我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余热，期待能多来上海，期待以后能继续参加中兴先生的70大寿、80大寿、乃至90大寿的寿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