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在第七届上海双年展闭幕前夕，和同事侯锦权匆匆赶去参观，与其说是对现代艺术感兴趣，不如是对本次双年展的场所与主题更感兴趣，双年展展览在上海美术馆,前身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标准性建筑，我在此工作了整整23年，图书馆职业生涯的三分之二是在此渡过的，在这栋钟楼里，几乎每个楼层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很多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我记忆中呈现------。说起本次展览主题以“人”为对象，揭示人群在城市变化中的多元身份，通过进城、出城的空间迁徙，身份的转换，来锲入上海这个城市与人的命题。回顾我的生命轨迹与变化也真实地融入在当代上海都市急剧变化的各个层面之中------。

一走进美术馆大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列真实火车，一个蒸汽火车头带动着一节车厢，从斑驳的字迹中展示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举国上下承载着许多回忆、欢乐和哀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铸就了千万知青蹉跎岁月悲壮的青春之歌。我也是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分子，在文革年代“出城”到崇明长征农场一连，值得庆幸的是1972年底我又“进城”了，眼前展示火车的地方，当时堆放着分配到文化局上海图书馆的长征农场五十位知识青年的行李，父亲和哥哥推着自行车来取，由于我的上调回沪，为当时低迷无望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喜悦，尚处于被监督劳动境地的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上海美术馆东门前的花坛中在双年展中种上了水稻，寓意着人民广场过去曾是一片庄稼地，跑马场的建立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功能，在120多年的历史中乡间的田埂变成马路，乡村的民居变成了摩天大厦，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我对水稻是何等的熟悉，整整四年的崇明农场生活，我的汗水大多是流淌在长征农场的水稻田里的，从早春整地育秧、初夏的拔秧与插秧，三伏天的拔草施肥，直至秋收割稻打谷。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出城、进城，从学生到农民，再从文化领域图书馆员工成为大学生，时光流转，人的角色转换与身份变化是如此之快也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了------。

美术馆一楼展览主要针对人民广场的历史变迁而展开，所有展览以凸现人民广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多元性。关于人民广场我有着太多的记忆，从我牙牙学语开始妈妈就让我学会说：“阿拉屋里来拉人民广场格旁边”------，从记忆开始每年的国庆节人民广场集会游行，队伍从黄陂北路出来到延安中路，我和哥哥总早早在沪光电影院门口放好小凳占好位置，看着游行队伍的行进遐想着自己长大以后也会出现在这个队列中。国庆的晚上爸爸总带我们到广场去看绚丽的焰火，看累了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仍能看得清清楚楚，直至进入梦乡，学生时代好几次我的《国庆礼赞》作文在班上被诵读交流！记得最后一次在广场看焰火是带着女儿和侄子，这年好像是建国三十二周年------。亲身经历广场的集会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了，亲眼看到市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站在广场的观礼台上被挂牌批斗，此时想到处境不佳的父母也就释怀了。曹荻秋的小女儿是我上海图书馆新馆的同事，看到她总会想起文革中人民广场的这一幕------。最后一次看到广场的集会游行是1986年（根据“捞贝”提示，更正为1989年）六四时期，广场上人山人海，指挥家陈燮阳在广场中央指挥着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悲壮的《国际歌》------。

在回首往事的同时，我和侯锦权寻觅着图书馆保管部大库的痕迹，在这号称图书馆心脏的部门是我图书馆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当时的大库集中了近300万册馆藏当代中外文书刊文献，文革之中，闭关了整整六年的图书馆对外重新开放，我从事书刊的流通服务，与书本绝缘了整整六年，从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二年加上农场劳动四年，期间除了毛主席语录与毛主席诗词，几乎没有看过其他门类的书籍，一下子浸润于浩瀚的书海中，每天日常工作就是拿书、还书，1000多平方的大书库，每个角落都留下我匆忙的脚印，除了工作外，我如饥似渴埋头于书海中，尤其是在晚班时刻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刻苦学习图书馆专业分类学、英语之外，几乎浏览了所有的英、法、俄短篇与长篇小说，也就是在这个部门，鉴于我的努力工作和刻苦学习，我被推荐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上学，因此又一次离开了上海------。

在馆内夹层展厅，设置一个关于人民广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历史变迁的文献展览。展品包括照片、规划图纸、影视资料，未及细细浏览这些图片，四处寻找我在古籍部的痕迹，在放映史料片的低矮场所曾是古籍部斜坡书库，记得朱镕基市长视察上图时钻进了斜坡，面对拥挤不堪的情景朱镕基毅然拍板在淮海中路高安路口建造上海图书馆新馆，结束了上海图书馆新馆选址的八年之争，在这个楼层古籍部我整整工作了五年，接待了不少如今在史学领域的权威和专家，此时也是我生活中最为的混沌时期，结了婚，离开了父母照应，住在远离单位的虹口区山阴路，与同样不擅长家务的丈夫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家，生活上往往顾此失彼，工作中也不像以前埋头于业务学习，古籍部一些同事经常向我传授烹饪、养育小孩等治家之道，得益匪浅------。

美术馆的三楼原来是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部，我在这个楼层工作了10年之久，此时是上海图书馆史上状况较差的一个时段，改革开放为企业带来了效益并没有为事业单位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职工都是“赤膊工资”没有奖金，此时我开始担任图书馆最基层的组长职务，范围从三楼进门的查证处、社科外借室、外文现刊陈列室、参考阅览中心出纳台、联合国资料室，近30多号人，虽然职务最低，但负责管理的人员数量却超过了我日后担任的业务处副处长、文献提供中心主任的时期。如今的展厅被改建成大统间，那时的痕迹我几乎辨别不出来了，唯一保持原貌的就是三楼进门的贵宾室，现在被陈列了以《上海你好——掩埋在记忆中的甜蜜》展览，这里仍然是我当时所见的褐色护墙板、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展示成一个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户人家的房间，线条交错的旧家具，仿佛时间凝固。在上海图书馆时这里也是贵宾室，曾记得有一次刚上任分管我们阅览部门的年轻馆长吴建中在外宾室门口恭候外宾，闻到了对面厕所的异味，吩咐我马上通知后勤处解决，这是吴馆长上任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正当我没有头绪茫然找人之时，徐炳州赶来把整瓶“灭害灵”倒进了抽水马桶，杀虫剂的气味掩盖了厕所异味，解决了燃眉之急，“灭害灵”也自此成了徐炳州的雅号。不久徐炳州调到了市外经贸办资料室，与我一起上调的好友朱守芬也调到了社科院，我一度也蠢蠢欲动，然总难以忘怀图书馆对我的尽心栽培，此信念使我坚守着清贫的图书馆工作岗位，一如既往积极工作。1996年9月，我被领导叫进了这间外宾室，党委王鹤鸣书记任命我为上海图书馆新馆业务处副处长，由此我成为了上海图书馆的一名中层干部------。

在这幢大楼工作的23年，是我问心无愧、兢兢业业为读者服务的23年，是我职业生涯最值得骄傲至今想起不觉遗憾的23年。

傍晚五点展览结束了，我们意犹未尽仍然不愿离开美术馆，从展览大厅出来驾轻就熟地拐入边门乘电梯直接上了顶楼赛玛西餐厅，喝着诱人的咖啡和西点，遥望着钟楼，作为见证时代变迁和发展的我们愉悦地感受着眼前的一切，透过玻璃房发觉外面已下起了蒙蒙细雨，以前著名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教堂等建筑几乎被淹没在眼花缭乱的广告和近几年突然出现的超级现代的建筑群中，不觉憧憬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悠闲地坐到了晚上10点------。